愚公泉，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英雄的凤泉人民以“重新安排北站河山”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发扬“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精诚团结，造福人民”的精神，在社会局势急剧动荡、生活物资极度匮乏、劳动环境极其恶劣的情况下，靠手抱、肩扛、小车推，一锤一钎，在坚硬无比的青石岩上，开山凿石，挖泉修渠，苦干八年，建设成的一处大型水利工程，一举结束了风泉山区干涸缺水的历史，被誉为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的奇迹。
愚公泉 水，水，水，凤泉人的梦魇 坐落于凤泉区（原北站区）境内的凤凰山核心区，与名山大川相比，本没有什么新奇之处。自从人们开凿出愚公泉后，凤凰山上渡槽飞架，水渠如带。水，把凤凰山装点得分外妖娆。水依山势，千回百转，如银蛇飞舞，似乐章低回。贫瘠的凤凰山摇身一变，成了沃野千里！然而，有谁知道，这“沃野千里”的过去，竟是一片荒凉的秃山！人烟稀少，林木稀疏，只有几十座老式石灰窑和几十个石窝坑，分布在凸凹不平的山坡上。这一切都归结于当地特殊的地质构造。凤凰山区属于太行山余脉，多是青石和石灰岩，岩石裸露，水份缺失，农作物的成活率很低。直到解放初期，即便风调雨顺，亩产粮食也不过百斤，遇上天旱，则基本绝收。 当时的人们连痛痛快快畅饮一杯清水都是一种奢望。资料显示，凤凰山区的十个行政村中，有4个村连一眼水井都没有。正常年景，人们需翻山越岭，往返十几里路担水吃；或是在地上挖旱井，翘首企盼天降甘露，再像收集粮食一样，把那些浊流黄汤引入旱井，用地窖藏起来。1942年河南旱魃肆虐，仅分将池一个120多户人家的小村，被饿死和卖掉的就有一百多人！据《北站区志》记载：旱灾年年有，十年九不收，逃荒卖儿女，吃水贵如油。
人们不甘坐以待毙，也不愿忍受无水的煎熬，一年一年，一代一代，为寻水找水，解决水荒，急白了头，累弯了腰。然而，囿于食不果腹的限制，祖祖辈辈的顽强挣扎，还是没能挣脱缺水的梦魇。
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山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为了利用一切水源，解决山区人民的吃水和灌溉问题，1960年3月，新乡市委发动22615人，兴修“引黄登山渠”。“引黄登山渠”全长13公里。南起共产主义渠黑堆桥，北止分将池，途穿京广铁路及潞辉公路，经崎岖浅山丘陵，分10级提灌，引共产主义渠之水上山，短期内缓解了山区缺水的局面，人们焦灼的心暂时安抚下来。但是，终因水源不足，土渠漏水严重而废弃。此后，政府还领导群众进行了其他尝试，分别在分将池村、金灯寺村等村庄兴修大型蓄水池，以解燃眉之急，最后还是因水源不足而告终。
“为有源头活水来”，找到水源让凤泉人铁鞋踏破、望眼欲穿。
接二连三的失败求水经历，像冬日挥散不去的阴霾笼罩在整个凤凰山区，从省城请来的地质专家所下的“此地不可能有水”的论断，更是彻底压垮人们希望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在此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从毗邻的辉县某村传来：他们村在凤凰山附近打出了一口清泉。消息不胫而走，一位为水而焦躁不安的妇女再也坐不住了。她就是前郭柳村村支书罗振凤，北站人民公社（原北站区前身）二十四个行政村中唯一的一位女支书，也是一名50年代就入了党的老党员。正值壮年的她，工作中一向以胆大泼辣、不要命著称。在同时代许多老人的回忆中，年轻的罗振凤总是穿着一件腰间系着麻绳的军大衣，风风火火的外表，藏着她一心为民的胸怀。“村支书是干啥的？当然要管着全村老少的吃喝拉撒。年年干旱缺水，庄稼收成差，村里没多少粮食，经常吃救济粮。一般群众不操心，我能不急？全村都靠着我哩！”罗振凤一语道破了当时的心境。“我看人家都打成了井，我就不信邪，咱凤凰山上会没有水？” 从此，在没有先进的勘测设备，也不懂高深的地质理论，仅凭这股劲儿，罗振凤开始了没日没夜、近乎疯狂的找水经历。她选择了一种笨办法找水：每在山上看到一个石洞或大的岩缝，就用一根麻绳吊着一块石头放入深处。隔一夜再把石头拿出来看看，如果石头表面潮湿，就说明下面有水汽，就意味着可能有水。在随后的半年多里，凤凰山的角角落落都出现过罗振凤的影子。饿了，就靠吃棉花籽充饥；困了，就吸上几口旱烟提提神。她被人送绰号“水疯子”。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天，有人上门告诉她后山上刚刚崩开了一个溶洞，里面可能有水。听到这儿，罗振凤立即朝山上狂奔而去。那人却在她走后笑的前俯后仰。他的本意就是想逗一逗这位“水疯子”。然而，让他也始料未及的是：他的玩笑之举真的导致了一口水井的诞生。
这个新崩开的溶洞，洞口并不大，仅能容一人通过，里面是虚空的，深不见底，朝外冒着湿气。罗振凤让两个小伙子抓着自己的腿，头朝下倒挂着钻进了这个像坛子一样的溶洞内。她仔细探看了洞壁上的石花和洞内的潮湿程度，最后得出了地下有水的判断！当问及倒吊着进洞怕不怕失手摔死时，罗振凤一脸平静地说：“当时只顾着找水，哪有空想恁多！” 下山后，罗振凤立即召开党支部会议，研究决定：“组织人马，打响向岩层夺水的战斗”。然而，四周全是将信将疑的目光，就连她自己的婆家兄弟也打退堂鼓说：“就她一个娘们儿，能找出水？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 这一切并没有动摇罗振凤的决心。她带着村里的12名党团员，自带干粮，自备工具，头也不回地上了山。住的是窝棚，吃的是玉米面窝窝，冒着冷冽的寒风，穿着破草鞋，披着已穿了几十年的老棉袄，肩扛锤钎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正当他们干得起劲的时候，一件不幸的事故发生了。有一天，在装炮爆破时，青年炮手唐启明和陈守文还没来得及离开井底，突然线路短路，炸药提前爆炸。两位青年因此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霎时，大家伙儿都吓傻了。毕竟，缺水一时半会儿死不了人，事故可是立时三刻要人命的。罗振凤再一次站了出来，把家里的锅碗、灶具拿到了工地上，又把还在吃奶的孩子也抱上了工地，自己抡起大锤干了起来。随着大锤一次次落下，随着哐哐的撞击声响起，一个接一个的村民拿起大锤，抹干眼泪，默默无言地复工了。经过大家一个冬春的苦干，终于在山坡上打成了一眼水势很旺的石头井。
前郭柳村打出水的消息，无异于一剂强心剂，击碎了凤凰山区无水的流言，增强了山区人民解决水荒的决心和信心。可是，这口只有十几米深的石头井，出水量仅够供给前郭柳村的部分田地。
就在大家束手无策、一筹莫展的时候，一次不期而遇的惊喜悄然降临。凤凰山上满是青石和石灰岩，于是上山开石烧石灰就成了山区人民赖以为生的活计。1965年3月的一个清晨，后郭柳村四小队的村民在荒坡的西侧开窖石。当打好炮眼、装满药并开始一根接一根地点燃炮捻儿时，时间已到了早上八点左右。正是该吃早饭的时候，大部分民工都步履匆匆地快步下山往家赶，只剩下小队长岳绍江、村民岳镇宗、岳太勇三人守在一旁等待爆破。一会儿工夫，炮声响过，浓烟消散，他们便上前检查爆破情况。这时突然发现，位于一个断崖面上的一眼斜炮没能引爆。仔细察看后，三人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因为炮眼周围的石头上没有缝隙，不存在漏气的可能，应该不会是“哑炮”。究竟是怎么回事？想了半天后，岳镇宗提议道：“要不，咱把里边重新挖空，再装一次药试试。”于是，他们先把炮筒上部封实的硬粘土，用铁“挖耳勺”小心翼翼地抠了出来，接着准备挖中间的火药。谁料，“沙”地一声，火药全落了下去。他们猜测可能是火药未装满的缘故，决定继续装火药。结果，火药装了整整一大包，还是装不满，两米多长的炮捻儿插进去，仍插不到底。原来炮筒底部是虚空的。这也是导致“哑炮”的原因。
直到此时，他们仍未意识到自己即将亲手揭开一个天大的“秘密”。随后，他们决定在这个炮筒两边再打两个斜眼，装上火药进行再爆破。但由于炮筒浅、药量少，再加上岩石巨大，只崩开了几道大裂缝。别无选择之下，他们只好各攥一根钢撬棍合力把石头撬开。
这时他们惊奇的发现，石头的后面别有洞天，一口券窑模样的溶洞出现在眼前，洞口2米多高，2米多宽，进深约五六米，湿漉漉，潮乎乎的。三人决定进去看个究竟。摸进券洞的尽头，正下方是一个东北——西南走向深不见底的狭缝状窟窿，里面黑黝黝的，往外透着一股寒气。不小心碰倒的一个小石块滚落下去，落到底时，可隐约听到叮咚的水声。他们顿时浑身一震，难道这下面有水？为了进一步证实猜测，他们便纷纷你扔一块、我掷一块竞相往下投，激起的水花声也越来越大。他们欢呼着：“我们找到水了，我们扒开龙王嘴了。”
扒开龙王嘴，不愁没有水。消息迅速传开，人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那些天，天天有人去看稀罕儿。男男女女，扶老携幼，摩肩接踵，往来如云，像农村赶庙会、唱大戏一样热闹。连八、九十岁的老头、老太太也叫家人搀着往山上瞧个究竟。“这是几千年咱这儿没有经过的事啊！稀罕！稀罕！”谁都想亲眼看看，扔个石头，撂块土坷垃，听听响声，心里感到踏实。
人们纷纷议论着，有的说是死水，有的说是活水。说是死水的有根有据：“这坡上比咱村平地高得多，根本不会是活水。”说是活水的也不依不饶：“人头有血，山头有水。以前遇到雨水好的年景，山洼岸头，常有涧水流出，有时还一直流几个月：再则咱这地儿与峙儿山、青龙山一体相连，山上的水就不能通过石缝或地下洞隙流过来。”
这下面究竟是下雨流进的积水？还是泉水？水量有多大？石缝有多深？这时，共产党员、民兵营长司文元挺身而出，坚定地说：“我下洞探险！”说完，他就把一根绳拴在了腰间，拿了手灯就钻进了山缝。
山缝陡峭、狭窄，前靠胸，后擦背，仅仅能侧着身子往里进；脚无处踩，手无处攀，单靠一根绳索往下溜。下到约有十几米的地方，司文元遇到了障碍：山缝的石壁上长满了水锈石花，这种东西如锯齿、狼牙一般，扎到身上，疼痛难忍。这时司文元突然发现，拴在身上的麻绳被石头的棱角快割断了。怎么办？前进还是后退？司文元犹豫片刻。想到大家伙儿期盼的眼神，他还是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冲破了一层又一层艰险，到达了洞底。
经司文元仔细察看和测量，这天然“井”的底部近似梭形，中间宽，两头窄，约2米多长，最宽处尚不足一米，黄沙土底，水深一拃，清澈见底，水味清凉甘冽；从水面到上口，3丈9尺。乍看上来，水量并不大，第一次用“钢管”试抽时，却一直不能把它汲完。
愚公泉会战时照片 向荒山要水 向荒山要粮 重新安排北站山河 发现泉源的消息传出后，激动的不光是饱受缺水之苦的山区群众，还有为缺水而寝食难安的公社党委一班人。时任北站公社党委书记的曾国珍亲自带着从石缝底取出的样水到河南省物探大队进行化验，经过严格化验，得出“凤凰山下有活水”的科学结论。同时邀请省地矿局物探队工程师吴天成对凤凰山区的地质进行详尽的勘测，找到有开发价值的水源，彻底解决山区缺水的问题。 吴天成不负众望，带着山区人民的重托，满怀信心地踏上了找水的征程。从1965年春暖花开，到1966年秋风落叶，他迎着朝霞，踏着余辉，走遍了凤凰山的沟沟岭岭，行程一千多公里，运用“激发极化衰变场法”，反复探讨了这个区域的地质构造，研究石灰岩区地下水储存规律，进而分析富水裂隙带的成因，最后认定这个区域具有极好的储水条件，并绘制了《电测找水成果图》。
一切前期勘探大功告成，决策难题摆面前。到底要不要开山挖泉？没有余钱，没有余粮，没有工具，没有可借鉴的经验，也没有正规的规划……。
讨论会上，有的人缄口不语；有的人提议“要不先放放，等有条件了再说”；一时间，会场空气凝重，大家眉头紧锁。党委书记曾国珍的内心也在如翻江倒海般斗争着：群众干裂的嘴唇、一碗碗半是泥沙半是黄汤的“水”、龟裂的田地、稀疏又矮小的庄稼……一幅幅画面在脑海中闪过。于是，他开口郑重表态：“头可断，血可流，不解决水荒不罢休。”在此次会议上，公社党委做出了“统一领导、统一策划、统一指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决定，向全社发出了“向荒山要水，向荒山要粮，重新安排北站山河”的战斗号召。
说了算，定了干，再大的困难也不变。1966年冬，在公社党委带领下，数千名党员干部、群众扛着铁锹，背着干粮，怀着战天斗地开创美好生活的冲天豪情，向荒山进发，战严寒，斗冰雪，拉开了这场艰苦卓绝，改造自然的愚公泉开挖大会战的帷幕。
“凯歌奏，锣鼓敲，水利大军战山腰，开山修渠道；连排班组把战挑，红旗似海人如潮，工地真热闹；为革命，头可抛，小车不倒飞着跑，争分又夺秒；干干干，拼命干，为叫山区大改观……”，“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八个大字被深深地镌刻在了峭壁上。一声声激昂高亢的号子，一首首振奋人心的歌曲，夹杂着此起彼伏的铁锤声，似万马奔腾，如雷掣电闪，响彻山谷，撼天动地；一面面迎风招展的红旗，一辆辆来来往往的独轮车，一堆堆人头攒动的繁忙人群，往来穿梭在荒芜、狭邃的陡崖峭壁中，惊心动魄，壮观不已。 没有人知道愚公泉会修成什么样子，没有人知道愚公泉要挖多久才能完工，愚公泉的建设者只有一个信念：只要像愚公移山那样不停地干下去，不停地挖下去，总有一天凤凰山不再缺水。 不等不靠 自力更生 创造幸福靠自己 愚公泉开挖的八年，是北站公社党委带领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八年。没有资金，就自己跑；没有参考资料，就自己勘测、自行设计；料石自己开，炸药自己制；没有工具，能自己动手制造的，就坚决不买，有废旧能利用的就决不添新。八年来，公社没盖过一间房子，没添过一件家具，甚至夏天没买过一挂竹帘子；八年中，他们自力更生筹集了二百万元水利建设资金，全部用在了愚公泉建设上。群众自发在工地上开展“节约一粒米、一块煤、一度电、一分钱”的运动，一分钱、一个钢钎、一根锤把子都做了物尽其用。数九寒天，人们在含水层里施工，指挥部决定每人发一双解放鞋，群众一讨论，说：“不用每人一双，咱干活两班倒，人歇鞋不歇，两个人一双足够用！”八年中，群众自己动手制炸药4万公斤，节约资金 40多万元，利用废铁自制水泵管和小平车，节约500多万元。
没有宿舍，大家就靠着岸头、山洼，搭起油毛毡棚，打上地铺。有的民工们效仿古人，在土层厚、地势高的地带，挖几米深的土洞，里面铺上稻草充当床铺；没有伙房，就用三块石头支起铁锅来露天做饭；没有充足的粮食供应，他们就一日三餐靠红薯、红萝卜、红高粱充饥。后来伙食改善了，也无非是糊涂面条加粗粮“杠子馍”，没有足够御寒的衣物，他们就光着身子披一件薄絮旧棉的破袄，穿着废车胎底做成的布鞋，在寒风中战斗。
工程浩大，却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机械，全部靠人力。由于没有足够的炸药，他们就只能抡起12磅重的大铁锤，靠一根根的钢钎，向一块块巨石发起进攻。虽说是数九寒天，滴水成冰，而且衣服又单薄，不少抡大锤的人一会儿便是通身大汗。由于许多人还是头一次抡锤打钎，膝盖被打肿，手指被砸伤，双手磨出泡，就成了家常便饭。往外出石渣的时候，车不能推，筐不能抬，完全要用肩膀扛，上百斤重的石块扛在肩上，沿着崎岖不平的小道爬上来，累得气喘吁吁。每挖下去1米深，就要有3600方石头挖出来。有人作过粗略概算，开挖愚公泉所完成的石方，如果砌起一道1米见方的墙，可以从新乡直达北京。
愚公泉就是这样在凤泉人民与大自然的斗争中，艰难地一厘米一厘米向下延伸的。
愚公泉会战时的生活用品 战天斗地 百折不挠 再苦再难也要上 疲劳、饥饿、寒冷，压不垮不屈的凤泉人；简陋的工具，恶劣的施工条件，淬炼着凤泉人的意志，更激发出凤泉人不屈不挠的创业精神。
在严酷的大自然面前，凤泉人从不怨天尤人，也不消极等待，而是在艰难中奋起，在斗争中前进，靠苦干实干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被群众称为“英雄炮手”的共产党员王长瑞，有一句口号叫做：“时间就是进度”。有一次，他下到三号泉搞爆破，下到泉底一看，积了很多水。当时，正值严冬，等调来大型水泵，抽干冷水，会使整个工程进度推迟。他迅速地脱掉衣服，拎起密封好的炸药，毅然跳进齐胸深的水中，由于双手够不到炮眼，他用棉花塞住耳朵，屏住呼吸，潜入泉底去装炮。水底爆破后，其他同志也像王长瑞那样，竞相跳入冷水，清理碎石。
为了创业，凤泉人民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为了创业，他们以苦为荣、以苦为乐、英勇奋斗。工地上诞生了以党团员为骨干的炮手队、排险队、风钻队、女风钻班、石匠排、水电技术连等，打眼、放炮、打纤、锻石、缠电机、修水泵，样样工作都难不倒。 参加开泉的妇女和下乡插队的女青年，人人都能抡锤扶钎。当时，有人说：“我人活六十见识广，没见过姑娘学石匠。”姑娘们回答：“胸怀朝阳干革命，妇女也要当愚公。敢向青石要泉水，定把石匠来学成。”她们干活不要命，苦练打锤本领，轻伤不下火线，衣服磨破了补了几层补丁，鞋子磨烂了，干脆打着赤脚。共青团员耿芳清，一锤没有打准，砸到了自己的膝盖，第二天，腿肿得抬不起来，领导和同志们再三劝她休息，她怎么也不肯；共产党员邢来平，在扶钎时，被大锤砸烂了食指，她一不叫苦，二不叫疼，从衣服上撕下一条布，包扎起来继续战斗。
挖掘愚公泉是凤泉人民生存能量的一次集中释放，也是智慧能量的一次集中释放。他们把艰苦创业与科技创新结合起来，苦干加巧干，勇于创新，敢于攻坚。二号泉井建成之后，修造深井泵台需要用混凝土浇筑有着15米跨度的两架大梁。这两架梁在一般情况下将要承受12吨重压力，而浇筑工作又要在下面没有任何支撑的45米深的井口上进行，这在建筑史上也没有先例。
这时，党员王金生说：“先例都是人闯出来的，我们要自己闯！”于是，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他们先后三次召开“诸葛亮会”，一个切实可行的施工办法便想出来了。下面是深井不能搭架支撑浇筑，他们就用三脚架在泉井上空扯起钢缆做成吊架，把一根粗大的钢管横架在井口上算是临时工作台，人们腰系保险带，爬到悬空四五十米的钢管上，很快便把大梁的钢筋焊解捆绑成功了。 爆破后，清理石头石渣，是最重的体力活。小的石块，大家把帆布先制成的围腰系在腰间往上搬；大的石块，就把围腰披在背上，由两个人抬到另一个人脊背上扛上去；碎石渣土，就用平车运出去。随着工程进度，井越大越深，“出渣”难度越来越大。背着石头爬坡，拉着平车上坡，一天下来，个个腰酸背痛，好多人脊梁上被石头块摁出了老茧，却无人喊累叫苦。挖到约十米深后，靠肩扛、平车运的法儿不中了，怎么办？有人在火车站曾看到机车上煤用的那种斗车，从中受到了启发，于是就比葫芦画瓢，自己造土的。他们集中了群众中的能工巧匠，连续奋战了五个日夜，渣斗车就造出来了。使用时，只需要一个人控制电钮，一次就可以把七辆平车才能装完的石渣从泉底运上来。 如今的愚公泉干渠像一条银色的巨龙，盘踞在凤凰山区。在这条巧夺天工的“飘带”之上，当今的人们只知道渠墙是石头砌的，渡槽是石头拱的，隧洞是石头券的，却不知道这每块料石上，都渗透着凤泉人民艰苦创业的血汗。 历史不会忘记，凤凰山不会忘记，百人齐锻石的悲壮场面：只靠一副肩膀两只手，百余名民工在寒风大雪中，几乎每个人的双手都皲裂着，形成一道道“血口子”，帆布手套上也满是暗红色的血痂。就这样坚韧执着，奋战一个冬天，争分夺秒地锻出了三万块料石。
愚公泉会战誓师动员大会 齐心协力 精诚团结 党群一心谋大业 凤泉人民在与大自然搏斗的实践中体会到：只有团结起来，才能生存；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开山劈岩，才能挖出清泉。
愚公泉就是战场。在这里，一切斤斤计较、与邻为壑的行为绝对没有市场，而相互支持、通力协作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共产党员司文元为了加快打钎速度，就主动给青年们扶钎，进行现场技术指导。有一次，一个青年一锤打偏了，正抡到司文元的太阳穴旁，霎时，他耳鸣眼花，头疼钻心，但是，他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笑着鼓励那个青年说：“不要紧，继续打。”大家要扶司文元去休息，司文元坚定地说：“这点小伤怕什么？岩石坚，没有咱的意志坚。快，快来打钎。”他激起了青年们苦练打钎技术的热情。白天苦干一天，晚上还把钎插在野地里进行练习。就这样，创造了每小时打钎一米三深的新纪录。
司文元还把自己十七岁的女儿也带到了山上，对她说：“老愚公带领子孙挖平了两座山，今天，我们两代人要在岩石底下开出清水泉。”
与民同在，同甘共苦，与民同在，生死相依；与民同在，休戚与共。在八年开挖过程中，公社党委的领导干部无论职位高低，年龄大小，都始终吃苦在前，冲锋在前。
他们下泉搬石，扶钎抡锤，无一不精。当时有一句顺口溜说：“公社干部把门封，男女老少齐上工”。公社只留下了电话员、炊事员和门岗三个人日常值班，其他工作人员全部上到愚公泉工地。党委书记曾国珍，也以身作则，尽管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但仍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愚公泉。
公社抽出以党委副书记田文林等十二名干部直接下到连队与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民工反映说：“我们流多少汗，老田也流多少汗；我们身上有多少泥，老田身上也有多少泥；我们身上有不少伤，老田身上的伤比我们还多。” 公社干部还日夜不寐，分班巡查工地，以保证村民的人身安全。而巡查工地的艰难和危险，我们可以从一位知青的日记中可见一斑。这位年轻的知青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和田文林巡查工地的情形：“大约凌晨四五点钟，天上挂着稀稀疏疏的几颗星星……他拉着我的手来到2号泉。这里寂静无人，只有一盏照明灯随风摇曳。我站在黑洞洞深不见底的圆形泉边，觉得毛骨悚然。通往泉底的路，大都由沿泉壁开凿的狭窄石梯组成，还有几处短距离悬空铁梯。田文林在下，脖上挂着明亮的手电筒，右手扶泉壁、左手拉着我的手。我在上，右手扶泉壁，跟着他慢慢下。遇到铁梯就更危险了，我们不得不转过身来面对泉壁，两手紧抓铁梯，一步一步往下退。每退一步，他总要用手摸摸我的脚是否稳稳踩在晃荡的铁梯上。我鼓着勇气，好容易才抵达30多米下的水面。”
这样的巡查对当时的公社领导班子来说，如同家常便饭，每天都要进行好几次。畅玉庆，愚公泉建设后期的副指挥长，回忆说：“我们当时人手少，白天和村民一起干活，晚上还得巡查工地，有时几天几夜都未曾合过眼。当然累，但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还是毫无怨言地撑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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